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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識產權司法保護“烙上中國印”

發布時間:2018.03.03 新聞來源:法制日報

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關于加強知識產權審判領域改革創新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今天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陶凱元向媒體介紹了意見的有關情況并回答了記者的提問。

統一裁判尺度

記者:作為最高審判機關,最高法如何確保各地法院裁判尺度統一?

陶凱元:司法標準的統一對于整個法治的發展和保障非常重要。法律的價值是讓公眾形成規則意識。法官作為裁判者,要保證這些規則統一執行,使公眾對法律后果有穩定的預期。最高人民法院作為最高審判機關,主要通過案件審理、及時制定司法解釋、適時制定司法政策、發布知識產權指導性案例、不斷加強對知識產權法官的培訓和教育力度5個途徑,保證司法裁判尺度統一。

據統計,最高法院制定知識產權司法解釋36件。截至2017年年底,最高法發布的92個指導性案例中,20個涉及知識產權,比例超過五分之一。

記者:意見提出要完善知識產權案例指導制度。請介紹一下,我國案例指導制度是如何定位的?

陶凱元:不論判例法國家還是成文法國家,都非常重視判例、案例的編撰,這對于司法裁判、法學教育,甚至國家立法都具有重要的基礎性意義。我國的指導性案例提煉出具有共性的法律規則,供下級法院審判類似案件時參照。

2010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制定《關于案例指導工作的規定》,正式建立起規范化的案例指導制度。除發布的指導性案例外,還建立了多樣化案例指導制度,每年公布知識產權十大案件和50件典型案例。此外,2015年4月,最高法在北京知識產權法院設立知識產權案例指導研究北京基地,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案例指導制度。

加深國際合作

記者:在知識產權方面,有沒有國外比較成功的案例影響到中國?

陶凱元:北上廣知識產權法院的設立,是借鑒西方成功經驗的典型,我國很多知識產權案例被國外充分尊重和吸納。最典型的案例是最高法民事審判第三庭副庭長王闖擔任審判長,審理的騰訊和奇虎360不正當競爭案,我國司法機關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和國際知識產權規則的確立,貢獻了中國智慧,創造了中國模式。同時,西方成功的案例和經驗、做法,也會被我國司法機關充分尊重和吸取。

記者:現在,我國與歐美大國在科技領域,包括知識產權領域的競爭與合作,越來越多、越來越深入。今后如何更好地競爭與合作?怎樣更好地保護彼此的知識產權?

陶凱元:我國與西方的知識產權制度,既有相同之處又有差異。我國加入了WTO和相關公約,包括非常重要的TRIPS協定,即《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定》。我國嚴格按照該協定立法、執法和司法,建立符合我國特色的知識產權法律體系和制度,在執法和司法領域也做了很大努力。

幫助中國企業走出去包含很多知識產權問題。海外知識產權的援助和有關機制的建立,值得重點思考。我們會在制定司法解釋時聽取代表性企業的意見,了解重大利益需求和訴求。

打造“優選地”

記者:近期,美國蘋果公司和高通公司到北京知識產權法院進行專利訴訟,引發社會關注。您提到,希望打造當事人信賴的解決國際知識產權爭端“優選地”。怎樣吸引當事人選擇我國的法院打知識產權官司?

陶凱元:“優選地”的說法不是自封的。2017年7月7日,美國外交學者網站發布《中國如何成為全球創新和知識產權的領導者》的文章,對中國知識產權法院的建設情況給予高度評價。文中提到:由于司法程序快捷,中國現在也被視為知識產權訴訟較為可取的訴訟地。

“優選地”靠的是高水平的審判質效。意見提到,要加快知識產權審判體系和審判能力現代化,作為改革的主要目標。下一步,要大力提高知識產權審判質效,進一步提高知識產權法官隊伍的能力和素質。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涉外案件已達30%,一些案件中雙方當事人都涉外。這從一個側面說明,境外當事人、權利人比以往更加愿意選擇到中國,尤其是到知識產權法院進行訴訟。最高法在對外交流方面做了大量工作。2014年9月,位于上海的中國法院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國際交流上海基地設立,截至目前,共與5家國際機構、組織舉辦多場高層論壇,效果非常好。

2017年5月,最高法首席大法官周強訪問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部與總干事弗朗西斯·高瑞簽訂合作備忘錄,建立雙邊戰略合作關系。目前,雙方合作正在向縱深推廣和加強。所有這些表明,我們有能力、有自信,中國已經日益成為國際知識產權訴訟的“優選地”。

記者:您提到要提高審判質量效率,請談一談提高效率的同時如何保證質量?怎樣平衡二者之間的關系?

陶凱元:“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的目標,要求確保案件審理的質量和效率。

一組數據反映出我國法院審判質效在不斷提高:2013年,全國法院一審案件100800件,2017年達到213480件。2017年,全國法院知識產權一審案件首次突破20萬件大關,與2016年同期相比增長40.36%。與此同時,知識產權法官人數并沒有很大增長。審結的案件數和結案數大幅上升,再審率和改判發回重審率雙雙下降,說明這是一種良性循環。

各級法院通過建立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引入專家型人民陪審員,大力提升審判質效。法官的專業性進一步提升,對于提高審判質效也起到推動作用。(張昊 劉子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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